解读 | 对修订《外国航空运输企业常驻代表机构审批管理办法》的政策解读

同时，如前所述，课税的主要目的在于公共物品的提供，而无论那类公共物品的提供，都涉及国家征税权力的归属问题。

[19]必须承认，这一论断对于当时直至后世的学界以及政界影响极大。邹奕，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1.以实质的最高权力为认定标准基于这一认定标准的学者主张，由宪法授予实质性最高权力的国家机关即国家元首。另外，尽管苏联1936年宪法中没有最高检察院的建制，但却设置了苏联总检察长。刘少奇作宪草报告的日期是1954年9月15日，而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宪法的日期是1954年9月20日。[27]综上所述，基于立宪原意的认定方法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它将国家元首的认定问题置于新中国制宪以及修宪历史中加以探究。现在又经过中共中央的反复研究，认为还是去掉了好。

这三项分别是使节权、缔约权与对国务院组成人员的任免权，它们与国家元首的最高代表性存在密切的关联。由此观之，将其作为个体元首在逻辑上可以自洽。[83]修宪的过程在不断展现社会力量的变化，某些力量在增强，某些力量在让步。

他们对经济权利及其平等地位的要求因其合理性而得到了社会其他阶层人们的响应，如知识分子的肯定，法学界的支持，政府官员的接纳，从而形成了一种社会合力。宪法的基本原则（人民主权、人权、分权、法治等）构成了宪法的基本理念和精神，它们彼此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缺少其中任何一项原则都将破坏宪法的完整性。宪法解释是顺着宪法文本的原意往前走，拓展其范围，但没有改变其方向。不论是全面修宪时对新宪法的公布，还是部分修宪时对宪法修正案的公布，我国的宪法和法律都没有明确规定公布宪法的机关。

它对有的修宪建议可能全盘接受，对有的修宪建议可能不予采纳，有的修宪建议可能要经过常委会的加工修改，对来自不同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可能需要协调和商议，这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一种选择权、协调权，是它作为一个最高民意代表机关的常设性机构所应有的职能。[47]2004年修宪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兆国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中再次强调了宪法解释是明确宪法内容的一种方式，[48]但不知何故，宪法解释机制一直没有启动。

[5]对修宪程序制宪者不是委托议会通过宪法性法律规定，而是由宪法直接规定，说明修宪权主要属于宪法调整的范围，与宪法规定立法权、宪法性法律规定立法程序不同，修宪权及其修宪的基本程序都由宪法直接规定。制度允许它们出现，制度应该预见到它们的出现，在某种情况下，制度甚至在鼓励它们出现，否则制度设计者们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呢？关于提案和表决之间的衔接。[49]三、推动修宪的力量我国建国后50多年来全面修宪有3次，现行宪法的局部修改有4次，共有修正案31条。当然，600人大代表也可能不是集中在某几个代表团内，而是跨地区、按行业的组合，[94]还有可能代表们既不是按地区也不是按行业，而是完全自由的组合。

在我国的修宪实践中，总是由中共中央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修宪建议，然后由常委会正式向全国人大提出修宪，这种惯例引来一些批评。每个集团都是少数，必须与其他集团讨价还价。在1993年宪法修正期间，第一次出现了以全国人大代表联名方式提出修宪建议（准确地说是补充建议）的情况。这句话是经过痛苦的‘十年内乱才写出来的。

[21]宪法序言是否可以修改？虽然各国宪法并没有明确规定宪法序言不能修改，但在各国修宪实践中修改宪法序言的情况较为少见。而省级人大代表的作为，依照我国宪法的规定，又受到下一级人大（县级）的监督，县级人大受到选民监督。

而在美国，联邦国会在各州之上，即使国会在某些方面不能通过立法约束各州，也是因为美国是联邦制国家，其联邦和州之间的权力划分（尤其是涉及到修宪这样的问题）不能由联邦单方面说了算，而应当由双方协商决定，即通过宪法修正案的方式决定。[63]问题在于，是否所有的政治力量的变化都要引起、都应该引起宪法的变化？哪些政治问题是宪法问题，哪些政治问题仅仅就是政治问题而不是宪法问题？宪法是政治法，宪法的内容不应当也不可能完全脱离政治，但宪法也是法，它不仅应当有政治的内容，还应当有法的特点。

这样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对劳动者作出新的解释（而不是重新提出一个建设者的概念并将其与劳动者并列）不仅是可以的，而且是应该的，否则可能会引起一些人对建设者是否属于劳动者、是否被视为异己而心存疑虑。而修宪权明显受到宪法约束，这是一种硬约束，各国宪法往往就修宪问题直接作出专章或专节、专条规定，[3]不仅规定修宪的主体、原则，而且规定修宪的范围、程序。但全国人大常委会或者五分之一以上全国人大代表的提议，必然启动全国人大讨论和表决的程序，全国人大不能对全国人大常委会或者五分之一以上的全国人大代表的提议不理睬，提案机关的权利必然带来修宪机关讨论和表决的义务，只是没有带来修宪机关批准的义务。因此，是中央决策与民间意向的合拍推动了中国的改革，推动了宪法修正案的出台。如果动摇基本原则，就是动摇立国之本，一些国家的的宪法明确规定了宪法的基本原则不能修改，例如联邦德国基本法第79条第3款规定，宪法的基本原则不得修改，同时，还规定联邦制的国家原则不得修改，……而日本宪法学者大都认为，国民主权原则、基本人权原则及和平主义为宪法的三大基本原则，不可修改。不论是从保障修宪的质量还是从培养公民宪法观念的角度看，这种修正案通过后的大规模学习都不如修正案通过前的大规模讨论效果好。

[23]因此在局部修宪中修改宪法序言是没有多少法律意义的，修改、尤其是频繁地修改宪法序言是不明智的。宪法修正案的背后可能有政治制度的改革，有经济体制的转型，有社会思潮的流向，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典背后有强大的思想运动。

二、宪法修改与宪法解释宪法修改和宪法解释都是发展宪法的手段，是宪法演进的方式，区别在于二者对宪法的演进程度。1、推动全面修宪的社会力量。

1982年以后，中国的政治斗争并没有停止，有时候还很激烈，期间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任期未满而下台的事情也时有发生，但中国并没有再全面修宪，修宪背后的斗争虽然依旧存在（这是很难避免的），但相对不那么残酷了，相对文明了，[56]这是一个进步。当某项修正案有直接利益者时，这些直接利益者会积极推动修正案的通过，但对于没有直接利益的人们来说，他们可能漠不关心，对于利益因此还可能受损害的人来说，他们会积极反对。

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都应该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组成部分，它们是一脉相承的，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最新成果，是面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42]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可以包含的内容，而不是与之完全不同的内容。如多哥宪法第25条规定，联盟党中央委员会可以提出修正案。而对1978年宪法的全面修正后产生的1982年宪法，虽然伴随着个别人政治生涯的结束，但也仅此而已，这时候我们已经大体分清了政治责任和法律责任的界限，那种血雨腥风的修宪暂停在1982年。来源：《宪法原理解读》，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进入 马岭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修宪 。

[38]这样的修改其实可以由宪法解释来完成。所以，这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

在我国对现行宪法的4次修正、共31条修正案中，对宪法序言的修改有3次，共5条（修正案第3、4、12、18、19条），其中3次对宪法序言第7自然段反复修改（第3、12、18条），而宪法序言第7自然段是国家所处的历史方位、根本任务、基本原则和总目标的规定，[24]对国家历史方位、根本任务、基本原则和总目标的反复修改是否本身已经在破坏宪法的稳定性？[25]既然国家的历史方位、根本任务、基本原则和总目标都在不断地修正，那么与这些内容有关的宪法条文以及相关法律是否都应作一连串的连锁反应？而事实上这种连锁反应并没有发生，那么也就可以反证对序言的相关修正其实是不必要的，说明这种修改实际上只有宣言的意义而没有法律上的意义。这些不同阶段的提法都是在逐步对计划经济作一种扩大解释，希望在不变动宪法原有条文的情况下，通过这些解释能够尽量拓展其含义的范围，使之跟上时代的步伐。

法学界的这种讨论只是社会问题的一个缩影，它反映了中国社会在经历了人治的蹂躏之后对法治的一种普遍渴望，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使所有中国人以切身之痛认识到了法治的重要性，这是全社会的共同要求，法学界只是对其作出了论证和说明，法治派对人治派的胜利决不仅仅是学术上的胜利，而是社会思潮的进步。如宪法修正案第3条在宪法序言第7自然段增加了坚持改革开放，这一改动出现在1993年不是偶然的。

结构本身来自历史、文化和传统，即来自过去和现在的社会力量。1999年1月22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修宪建议，1 月30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宪法修正案草案，决定提请九届人大二次会议审议。[69]法律是如此重要的社会现象，因而人们不能离开社会的其他方面而孤立地分析法律，如果孤立地研究法律，就不可能理解法律的特征，法律与其他社会现象的关系和法律的复杂性。宪法史也反映了此间发生的至少4次革命、2次政变和3次外国势力的干预。

《福布斯》中国富豪排行榜者的纷纷‘落马等事件引发了人们对私有财产问题的思考和激烈辩论。认为中产阶级、私营企业和个体户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经济根源，并指出：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如果任其自由发展，就会冲击社会主义经济。

其一，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修宪。没有哪一个集团占统治地位，在大多数问题上，没有明显的多数。

最终结果表明谁参加了游戏，参加者力量如何，组织情况如何。[80]又如将保护私有财产写入宪法是工商联三递修宪提案后才实现的，早在1997年工商联就将此动议作为工商联的一号提案递交全国人大和政协，2002年和2003年又锲而不舍地再次提出同样的议案，2004年它们终于被写进宪法。